良知固然是内在的，但是，必须在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。

这里所说的道，既是人道，也是天道，是天人合一之道。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不是将自然界视为对象去认识和改造、从而满足人的欲望为目的的主体，而是将自然界视为生命价值之源、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其生命价值的德性主体。人的身、心皆来源于自然界，仁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原则，而且是人与自然界的万物之间的实践原则。其中的《贲卦·彖传》说：阴阳交错，天文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学是人文主义的，是提倡人的主体性的。另一方面又说，天就是苍苍者，苍苍者则是形而下者，有空间、时间义。

来源于自然界而又归于自然，这就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。人是不是按天命之性行事，是不是违反了天命，正是需要在这样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引起警觉并进行反思的。七、克服工业文化与前工业文化的二元对立 西方现代文化有一种批判、拒绝、排斥所谓前现代文化的倾向，这一倾向从启蒙时代就开始了。

客观地说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。生的一个意义就是生成，是有时间维度的。但是，就其功能、作用而言，它又是主宰，这种主宰作用是人的认识能力不能完全掌握的，也就是说，具有超越认识的性质，可称之为神性。三、生态哲学中的宗教问题 在中国哲学中，天或天地代表自然界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，亦可称之为宇宙全体。

现代社会掠夺自然的结果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恶化，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，难道不值得反思吗？ 中国哲学固然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殊性，但是，却具有普遍的全人类的正面价值，在现代社会更加显示出它的可贵之处。神性包含着全智、全能和至善的意思，儒家（如朱熹）也说过天有不能为而人能为之者，但那是指具体化育而言的，从天道、天理的层面上说，天是无所不能的。

儒家的很多思想家都说过，天人之际甚微（如程颐），其中就包含着自然界对人有惩罚这个意思。仁爱首先是从亲亲关系开始的，即所谓孝悌者为仁之本。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，其主要作用就是揭露了这种二元对立。自然界不仅能够使人类享受到美的体验，而且能够使人类得到伦理道德上的满足。

无论道家的道生万物（从老子开始），还是儒家的天生万物（从孔子开始），都是讲世界的本源（道或天）与自然界万物（包括人）之间的生成关系，而不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。亲亲与仁民虽然不同，爱自亲始而后推及他人，即所谓爱有差等，但是，仁的本质并没有变化，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本质上有差别。究竟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其中就有生态问题，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生态问题。另一方面，人又是自然界内在价值的实现者，即自然界有待于人而实现其价值。

这并不是说，人类要抛弃现代化的成果，终止现代化的进程（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），而是克服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的二元对立，改变现代性的文化结构，使前现代文化特别是生态文化成果成为现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使现代社会更健康，更加符合人性。差异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。

坚持特殊主义是不对的，高唱普遍主义也是无用的。有了这种宗教情感，就会自觉地爱护、保护自然界，而不是任意去掠夺和破坏自然界。

不仅如此，人还要将仁爱施之于植物，因为植物也是有生的，即有类似于动物那样的生命反应和情感，受到伤害以后就会枯萎。启蒙运动崇尚人的理性，建立了理性的法庭，用以审判一切与之不相应的文化，中世纪的宗教文化首当其冲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从前工业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，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。我们完全可以说，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。西方的本体论认为，本体就是实体，实体是静态的，作为本质（即形式）的本体与现象是永远无法统一的。但是，人类如果没有理想，那么，人类就会加速走向毁灭。

其实，在不同地区、国家和民族产生的传统哲学都是特殊的，都是同该地区、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条件、文化背景分不开的。后来的道家特别是玄学家，以及后来的儒家特别是理学家，都讲体用关系，即所谓本体论哲学。

爱物之学还包括对自然界的山、水、土、石等存在物的保护与爱护，这不仅因为它们是对人有用的，而且因为它们是一切生命得以生存、发展的条件和基础，山河大地本身是有生命力的，它就是人类的家园。一方面，人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，以维持人类的生命。

这里还包含着一层意思，人如果任意妄为，对自然界造成破坏，是要受到惩罚的。第一层含义是，生的哲学是生成论哲学而非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。

敬畏天命就是儒家的宗教精神的集中表现。更重要的是，仁爱不仅要及于同类之他人，而且要及于自然界的动物，因为动物也是有情有知的，是知道疼痛的，甚至是有德的。原稿中的第七、八节，未刊发出来，今补出。西方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认为，人的情感是私人的、主观的，因此，由此建立起来的伦理学没有客观普遍性。

而普遍主义则容易导致将某一种文化说成是唯一的普适文化，忽略其他文化中的普遍价值。在人类历史上，不同民族、地区和国家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，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。

人类要生活得有意义，生活得幸福、快乐（幸福、快乐决不等于财富的不断增加和物欲的无止境的满足），就必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界的关系，从物质欲望的促动下跳出来，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人之所以要敬畏天命，就是要时时警惕自己的行为，不要自以为无所不能，对自然界造成破坏。

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，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，人决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，同样，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。有了这种关怀，就能够合理地开发、利用自然资源，而不是无情地掠夺。

如果能够将中国的生态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，必将产生新的有生命力的现代化。现代性及其理性精神具有普遍价值，但是，并不意味着全部都是普遍的，或者具有普遍意义。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，共生共荣，这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主张。六、科学理性与情感理性的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，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西方那样的科学理性精神，因此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，首先要吸收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。

因为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儿女，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，而万物是我的朋友伴侣（民胞物与），人要放这身来在万物中一例看，大小大快活，即把自己和万物一律平等看待，才能享受到生命的快乐。【提要】中国哲学是一种深层生态学，由于它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，又可称之为人文主义生态学。

西方文化有在上帝面前，人人平等的观念，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有在天地（自然界）面前，人与万物平等的观念。这一点对于当代生态伦理的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。

在一定层面上虽有内外、主客之分，但从整体上说，则是内外、主客合一的。孔、孟时代，家族关系处于重要地位，孝的观念确实很重要，但孝的实质是亲亲之爱，而不是等级关系。